（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經濟觀察報 記者 丁文婷 11月7日以來，中山二院學生患癌風波持續發酵。在各個社交平臺上，此前只在小圈子里討論的實驗規則及安全問題，也迅速進入公眾視野。

“中山二院的消息上了熱搜，我才發現，原來用過的那么多試劑都有毒。”這不僅是一位醫學博士生的后怕，也是很多醫學生的共鳴：很多試劑在使用時，并沒有做過潛在的生物危害評估。

與此同時，實驗操作規范，在繁重的實驗任務中變形的情況時有發生：為了省事，用實驗容器在開水間接熱水；在實驗室辦公、吃飯……

中山二院的熱搜也給這些實驗室里的醫學生敲響了警鐘，哪怕大家尚不確知中山二院學生患癌的真正原因。

科研成果、論文、畢業、就業，是醫學生必經之路。近年來，隨著畢業標準的提高和醫院對科研要求的不斷提升，卷科研、泡實驗室成為醫學生的日常。

經濟觀察報聯系了40位在實驗室里工作或工作過的醫學生，最終有5位接受了采訪，其中僅一位是目前在讀的醫學生，多位在讀醫學生出于對畢業的擔憂拒絕了采訪。

隱身的安全規范

沈南是一名在讀博士生，她仍然記得碩士期間自己第一次進實驗室的場景，導師把任務分配下來，由師兄師姐帶著操作實驗，第二次就自己上手了。沒有相關的實驗安全培訓。

“我們的防護知識只停留在知道戴手套和口罩，至于為什么戴？哪些東西對身體有損害，大家不清楚。”

一名醫學碩士感觸最深的一次是師姐教染片子，由于師姐不在實驗室，她獨自一人染了兩個多小時，二甲苯的氣味熏得她頭疼，飯都吃不下。直到有一天，她去另一個實驗室才發現，那里配備了可供染片子的實驗臺。“二甲苯可能會對呼吸道、皮膚、造血功能等造成損害，很多危險的操作都是我自己后來慢慢反應過來的”。

進行病毒或相關實驗，需要在相應等級的生物實驗室中進行，也需要有相應等級的防護用品和措施。

接受采訪的多數學生表示，沒有接受過實驗室安全培訓。

也因此，他們的實驗安全主要依賴導師、師兄師姐的言傳身教和自己的安全意識。

一所211大學的教師陳康告訴經濟觀察報，學生進入實驗室，一般由師兄師姐帶，告知一些實驗步驟和安全防護，但如果遇到師兄師姐也不了解的新試劑，只能自己上網查詢，否則無法得知具體的毒性、可能的危害，以及需要做的防護。

采訪內容顯示，在一些實驗室里，安全似乎被大家有意無意地忽視了。

兩年前從浙南一所醫科大學碩士畢業的蘇晴告訴經濟觀察報，研究生期間，自己所在的實驗室，不論做什么實驗，都是一雙手套“打天下”。甚至導師偶爾來實驗室做細胞實驗，手套也不戴就徒手操作，“細胞實驗不算危險，但有時候會用到有毒試劑，他也沒戴口罩”。

一位醫學博士仍然記得讀碩士時實驗室里松散的管理，許多注意事項來源于“隨口一提”，有一次，有同學沒蓋DNA膠緩沖液的蓋子，師姐就說了一句“這個有劇毒”。當時他又驚又怕，但師姐告訴他，淡定。

“不怕是假的，但當大家都這么做，也就存了僥幸心理。”他提到，在實驗室里，沒有人明確管實驗應該怎么做，實驗一上手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好自己，有結果就行”。

一方面是防護意識的淡漠，另一方面，一些實驗室的客觀防護條件不足。

沈南所在的實驗室，大家對防護措施都比較重視，但保障安全的試驗設備仍有缺失，按道理說，涉及到二甲苯的實驗，應該在通風櫥里做，但其所在實驗室沒有通風櫥。

“看到中山二院的事件，我才去搜索了通風櫥是什么樣子的”，要不是這件事，她甚至不知道慢病毒實驗需要在P2實驗室（指生物實驗室安全等級的一個分類，適用于對人和環境有中等潛在危害的微生物）做。

“我們實驗室經費比較充足，防護用品都有。”一名北方某醫科大學的醫學生表示，但是同專業許多實驗室，可能護目鏡都是破破爛爛的，甚至一些防護的手套也需要學生自己購買，“倒貼做實驗”。

生活在實驗室

“可以說，我們生活在實驗室里。實驗區和我們的工位都在一個房間。”蘇晴的工位和實驗臺只隔一條小走道，不做實驗的時候，蘇晴和同學們通常坐在工位上做PPT、處理數據。燒水壺就放在實驗室的桌子上，有時也在工位上吃東西。

“是僥幸，也是無奈。”蘇晴表示，雖然“老板”會提醒大家吃東西要去食堂，但由于實驗時間不固定，常需要待到零點以后，不可避免地要在實驗室里喝水。“一些人多的實驗室，因為排隊，在實驗室里干通宵也很常見。”她提到，需要卡點的實驗很多，“就像收菜一樣，好了就要收割”。

一些實驗室會將辦公區和實驗區分在不同房間，有些在一個房間里但會設置隔斷，而有一些實驗室的辦公區和實驗區則完全混在一起。陳康說，其所在高校的實驗室基本沒有分區。

一次常規體檢，讓陳康發現自己有甲狀腺結節，雖然他不確定是否與實驗相關，但他比較確信，由于實驗室通風不好，自己的咽喉炎可能與長期吸入一些氣體有關，“學生的辦公桌就在實驗室里，長期生活在實驗室的環境中，一些化學試劑，如苯酚、醇等實驗試劑會有致病可能”。

實驗室資源緊缺的現象在一些高校存在。一位湖南知名醫院的醫生告訴經濟觀察報，自己所在醫院的實驗室也承擔了附屬院校的科研工作，而醫院的醫生和醫學生僅有一個實驗室可用，必須預約，還經常排不上號。

所有受訪者都向經濟觀察報表示，實驗室會安排定期的安全檢查，但檢查僅限于劇毒溶液的儲存、上鎖，實驗室臺面上是否有生活物品、食物等。“一般是行政人員來查，來的時候把東西收一收，工位上把電腦、吃的都收起來?？床灰娋涂梢粤?rdquo;。

“細胞和老鼠可不會雙休”

在高校，一些理工科，尤其是生、化、環、材專業的碩士、博士生導師也被稱為“老板”。“老板”有實驗課題和科研經費，學生在實驗室干活，“老板”會給予一定的報酬。

通常，“老板”也是實驗室的PI，即principle investigator（主要的研究者），拿到課題、有科研經費才能申請到實驗室，這些資源通常掌握在一些資深教授手里，陳康說，在很多985、211高校，一些副教授都拿不到實驗室。

PI也是實驗室的老大。從申請實驗室房間、實驗室設計規劃、購買設備都取決于“老板”，他們是實驗室規則的制定者。

相比一些文科類專業，醫學生對導師的依賴更強，因為要發表論文才能畢業，而醫學論文的發表離不開實驗，發論文必須要有第一手數據，不能造假。

沈南對碩士階段最深的記憶就是實驗室，專碩學生通常白天在醫院上班，晚上做實驗，基本天天在實驗室，“細胞和老鼠可不會雙休”。

沈南說，每個“老板”風格不同，逼得緊的，手下學生做實驗的節奏相當“窒息”，一些同學常常在凌晨一點后才能回寢室，脫發、失眠很普遍。

“沒見過不辛苦的醫學生。”沈南所在的組，每周會開1-2次組會匯報實驗結果，沒有結果會被罵，開組會的時間五花八門：周六周天開的，晚上9點以后開的，早上五六點就開的，一開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換導師幾乎不可能，不敢得罪老師，怕老師不讓畢業”。

不僅是學生，“青椒“們（青年教師）也同樣依賴“老板”。陳康說，高校的講師和副教授基本都屬于“青椒”，開展研究必須依托實驗室，而這些實驗室還得依靠實驗室PI。

一些青年教師因為缺乏實驗室，便跑到地下室去做實驗，地下室不僅硬件設備不過關，通風條件也差，“一旦有毒氣體擴散，非常危險”，陳康介紹。

這些年，陳康除了上課，其余時間基本都泡在實驗室里，每周工作超過70個小時，每周需要向PI匯報實驗成果，比做博士的時候累，陳康感嘆，“讀博的時候我周日一定會去打籃球呢”。

畢業要進醫院，除了看臨床能力和學歷，科研要求也非常高。一位浙江某醫院的青年醫生介紹，進入醫院后，晉升也有科研要求，所以很多在職醫生也會“卷科研”。

這種鏈條式的壓力讓醫學生們在每個環節都不敢放松，甚至更為謹慎。在采訪中，記者聯系到的兩位中山大學學生均拒絕了采訪，因為“即使匿名也不安全”。

（文中沈南、蘇晴、陳康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