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明睿/文

英國帝國理工學院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喬納森·哈斯克爾（Jonathan　Haskel）與英國皇家統計學會首席執行官斯蒂安·韋斯特萊克（Stian　Westlake）2017年合著的《無形經濟的崛起》（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一書，入選當年多家媒體的年度最佳圖書榜單。此書基于兩人在無形資產的統計和研究方面的工作，向普通讀者介紹了無形資產區別于傳統有形資產的獨特性質，及其在發達經濟體中越來越重的分量與長期停滯、不平等加劇等現象之間的關系。

時隔幾年，世界經歷了新冠疫情和地緣政治上的種種風波，全球經濟的面貌與之前已大不相同，一些深層的經濟趨勢也日益明顯。兩位作者就此根據前一本書的理論框架，輔之以更新的數據和文獻，推出新作《重啟未來》（Restarting　the　Future），分析了本世紀以來發達經濟體的幾大經濟難題，并提出了對應的政策建議。

何為無形資產

在會計領域，無形資產是常用概念。兩位作者作為經濟學和經濟統計的研究者，所考察的無形資產與對應的會計概念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探求的就是同一實質，但其實際的范疇又不完全重疊。

會計報表中能夠記入的無形資產由監管部門制定的會計準則所劃定，由于涉及法律問題，需要盡量避免理解時過于復雜和操作中的模糊混亂，并保持必要的穩定，范圍也就難免有些保守。

經濟學家們則可以走在監管法規前面，根據現實經濟的變化，將符合實質的新興事物盡快納入研究，并在無法直接計量的情況下，采用間接手段自行估計其規模大小，最終在時機成熟時推動國民經濟統計和會計準則做相應的修訂。

將經濟主體擁有的建筑物、機械、車輛等有形物計作資產或資本，是因為它們作為成本投入，并非立即就被消耗殆盡，而是會在此后較長時間里產生收益。這類資本存量和投資流量，自然早已在各國會計準則以及作為經濟統計標準的國民賬戶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同理，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商譽等，也讓企業自當期投資之后可以在未來多年中獲得回報，因此也在會計報表中贏得了自己應有的位置，被列為無形資產。

但如果把握住資產會在未來產生收益這一點，我們就會發現，現實中的無形資產遠不止上面列出的那些。蘋果公司在消費電子產品領域的領先優勢之一是由蒂姆·庫克尚在喬布斯手下時就逐步打造成型的高效而又穩定的供應鏈。在過去十幾年中，以及在可以預期的未來，這一供應鏈網絡都是蘋果公司收入領跑業界的基礎條件，實際上成為了公司最為寶貴的資產之一。而沃爾瑪和亞馬遜等零售業巨頭的運營模式——通過提高效率、壓降成本和價格，吸引更多顧客，也應被視作它們在實體超市和服務器之外不可或缺的一種資產。

遺落在現有統計規則之外的無形資產并不是業務高度復雜的大公司所獨有，中小企業必需的一些投入，按道理同樣應當劃入這一范疇。公司對員工的培訓，如果由內部培訓人員負責，就需支付工資，而由外部培訓機構承擔，當然要給予相應費用。這些成本并非像生產中使用的原材料那樣，只是化入當前生產的產品，而是能夠讓員工們在之后更好地完成工作，為企業持續帶來收入。顯然這也符合資產的定義。此外，分銷網絡、市場研究、內部專用軟件等，都具有類似屬性。它們在經濟意義上都該被視為無形資產。

不難想見，隨著經濟和技術往更復雜的方向演化，無形資產的種類和體量還會增加。出于這些考慮，自上世紀末以來，發達國家的經濟統計學家們開始研究無形資產投資的計量方法，并追蹤其趨勢。他們發現，近幾十年，主要發達經濟體中的無形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總體呈上升趨勢，而有形資產投資則呈階梯式下降，前者的投資規模已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超過后者。

無形資產的特性

盡管如此，若是無形資產與有形資產的性質區別不大，兩位作者恐怕也沒有必要就這一主題連寫兩本著作。二者有著重大差別。無形資產有四大特性：

首先，因為本身沒有實體，無形資產一旦被創設出來，往往可以被廉價方便地大規模重復使用。這被稱為擴展性。例如，軟件投產之后，能以近乎為零的成本廣泛部署應用。而機床之類的有形資產，每一件的使用都局限于一處，產能若要加倍，就要以差不多同樣的成本購置安裝更多的設備。

第二，無形資產有溢出效應。有形資產只要安保得當，法制健全，通常不用擔心被竊取，而無形資產看守起來就困難得多。很多商業模式和產品設計都易于模仿，即使注冊了專利，競爭對手也可能稍加改動后予以利用。而專利糾紛在法律上爭議重重，常常久拖不決，專利權持有人也未必能夠贏得訴訟。

第三，無形資產容易成為沉沒成本。建筑、土地、通用設備等常見的有形資產不難確定價值，可以較為方便地出售或抵押。而大多數無形資產的估值難度極高，導致其不存在二手市場，這又相應地使它們缺乏市場價格，難于處置。

最后，不同的無形資產之間存在協同效應，組合起來能創造出更大的價值。無論是軟件與業務流程，還是產品外觀設計與營銷策略，它們相互配合并加以擴展之后，能夠產生大得多的增加值。

21世紀經濟令人失望的五大癥狀

20世紀末，趁著冷戰結束和新一輪全球化的東風，發達國家一度恢復了自20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之后久未見過的強勁經濟增長。但進入新世紀，增長勢頭又疲軟了下來，并在不同方面出現了一系列問題，讓人們大失所望?！吨貑⑽磥怼分袣w納了五大癥狀。

　　一是長期停滯。金融危機數年后，勞倫斯·薩默斯在經濟學界和政策界普及了這一概念。雖然各國貨幣當局吸取了大蕭條的教訓，面對911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機等重大負面沖擊時大幅降息，并在金融危機后前所未有地維持了多年的零利率，但驅動長期經濟增長的生產率始終不見起色，經濟增速也因此一直令人失望。

二是不平等。這一話題十年前經由托馬斯·皮凱蒂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進入公共輿論。一些經濟不平等指標近年來趨于緩和，另一些繼續上升，但不平等并不局限于經濟方面。美國“鐵銹地帶”的一些藍領受全球化影響，失去傳統上能賦予其體面社會地位的制造業工作后，陷入了酗酒和濫用藥物的困境。歐洲也出現了大批不滿于國際化精英的選民，推動了英國脫歐和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大陸的興起。

三是不良競爭（dysfunctionalcom－petition）。過去幾十年，不少行業中的龍頭企業與其他企業之間的利潤率和生產率差距明顯拉大。前者似乎能夠輕松地保持領先地位，并拉動宏觀經濟層面上的資產收益率顯著提高。與此同時，個體在教育和求職方面的競爭卻日趨白熱化。

四是脆弱性。世界經濟在本世紀不到1/4的時間里已遭遇來自恐怖主義、金融崩盤、大流行病和局部戰爭的多次危機。在作者們看來，各國決策者在應對危機時好像越來越力不從心，難以撬動可以用于緩沖和反彈的資源?，F代社會與經濟的運行顯得愈加脆弱。

五是不真實（inauthenticity）。用投資人彼得·蒂爾的名言來說，“我們想要的是飛行汽車，得到的卻是社交媒體上140個字符的發布框。”在發達國家，能造“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的制造業逐漸遠離經濟舞臺的中心。制造能力不足甚至使得新冠疫情初期多個國家出現呼吸機和個人防護用品的短缺。

無形資產危機

兩位作者認為，這些紛繁復雜的問題沒有單一的解答，有的其實不成其為問題，有的是無形資產的特性所致，更多的則是因陳舊制度無法適應經濟的無形化，令無形資產投資增長受阻的后果。

企業表面上的暴利可以說純粹就是一個因測度而生的偽問題。最近三十年資產收益率上升，是在分母中遺漏了無形資產的計算結果。如果計入無形資產，收益率就不再有明顯的變化趨勢。一個相關的概念是“加價”（markup），經濟學家們將其定義為產品定價與邊際成本之間的差額，用來衡量市場上是否存在足夠健康的競爭。此前若干研究發現加價程度持續提升，但在分析中加入無形開支后，這一現象同樣消失了。

至于頭部企業與其他企業之間擴大了的差距，也可以用無形資產的特質來解釋。由于無形資產具有強大的擴展性，掌握了高價值無形資產的企業能夠更迅速地擴張。溢出效應也讓大企業可以從競爭對手那里很方便地學到新的技術、設計或組織模式，再融入自己原有的產品布局，利用協同效應大大獲益。事實上，巨頭們的相互角逐依然激烈，谷歌與微軟、推特與臉書、亞馬遜與eBay之間鏖戰的硝煙遠遠沒有散去。所以，企業間的競爭看似異常，其實只是競爭樣態與有形資產主導的時代有所不同。而大小企業間的差距又促成了人與人的不平等。有研究表明，近幾十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擴大化，更多地出現在優勢企業的員工與其他企業的員工之間，而非企業內部上下級之中。

不過其余的問題就沒有那么簡單。在提出具體解釋之前，作者們先指出了一個重要事實：大約就是在金融危機前后無形資產投資超過有形資產之際，無形資產的投資增速開始變慢。他們寫作前一本書時，距離全球金融危機尚不遙遠，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也才剛剛過去，難以判斷增速減緩是數據噪聲、危機后的暫時現象，還是新確立的長期趨勢。進入本世紀第三個十年，隨著數據更新，形勢已然非常鮮明，無形資產的投資規模切換到了一條更平緩的發展軌道上。

顯然這與長期停滯不無關系。無形資產中囊括了一部分技術，同時也是后續技術創新的來源之一，因而與生產率密切相關。發達國家的數據證實，無形資產增長變得更緩慢的國家，生產率增速的降幅也更大。無形資產投資放緩，疊加有形資產投資繼續滑坡和人口老齡化，經濟增長自然乏力。

這也讓社會和經濟更加脆弱。危機來臨時，格外需要社會發揮創新能力，用靈活的組織方式和迅捷的技術方案做出反應。無形資產的儲備是否充沛，對此至關重要。有些人認為應對災害時的脆弱性源于對無形之物的過度關注和對實體的忽視，換句話說與“不真實”有一定的關系。但無論是太平歲月還是危機時刻，解決很多問題都必須調配無形資產和有形資源的組合，更何況軟件等無形資產本就是嵌入在實體物內。德、日等制造業強國在培訓、研發和設計等方面積累的無形資產都很豐富。無形資產投資增長凝滯時，有形資產的功用也會受限。

脆弱性的表現之一是貨幣政策效力的衰減。這與無形資產作為沉沒成本很難提供抵押價值的特性有關。既然無形資產投資難以從銀行體系獲得相應的貸款，其投資規模就與利率變化相對絕緣。這就解釋了金融危機后，為何各國長期實施低利率甚至零利率，卻沒能刺激無形資產投資并以此恢復較快的經濟增長。

修復制度

《重啟未來》認為，無形資產投資低迷，原因主要在于制度過時。

盡管經濟學家們總是在爭論哪些因素對經濟增長更為重要，但沒有人會否認制度在其中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當然，持續的爭論也要求學者們更清晰地解釋制度如何對增長做出貢獻。兩位作者承襲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哈羅德·德姆塞茨與道格拉斯·諾思的思想，認為制度的關鍵功能是減少投資和交易的不確定性。

經過最近幾百年工商業的發展，主要經濟體都已建立起有效的有形資產制度，涵蓋了產權確定、合同履行，以及公共事務的集體決策機制。不管涉及的是動產還是不動產，法人還是自然人，一般情況下有形資產的處理規則都較為明確，執行成本也足夠低。無形資產的制度則不然，有形資產的規則顯然不能不加修改就直接套用。無形經濟需要屬于自己的制度。但制度建設從發軔到成熟，必須經歷長期的思考、博弈和試錯。與人類文明伊始就已存在的有形資產相比，無形資產還太年輕，并且還在飛速地進化，制度落后于現實也就不足為奇了。

書中從幾個方面給出了修復制度的建議。

從肯尼斯·阿羅開始，經濟學界就意識到，經濟行為如果會產生正外部性，就可能存在投入不足的問題，典型的例子正是有溢出效應的高新科技等無形資產。半個多世紀以來，各國決策者們受此啟發，出臺了多種科研激勵政策，向大學和企業的研發活動提供資助。此外，更高的人力資本也會對社會有正的外部性，所以高等教育也享受到了公共補貼。從原理上說，這些政策都有合理性，但也不可能只是砸錢追求提高若干指標那么簡單。

兩位作者認為，資助無形資產的生產，數量和質量這兩個方面都應該關注。目前的無形資產公共投資過于看重數量，輕視了質量，讓大學產出了太多缺乏實際意義的研究成果。大學還設置了一些價值可疑的學科，培養出許多就業市場并不需要的所謂專業人才，既耽誤了學生的前途，也浪費了社會資源?，F今的大學學位更像是畢業生向最初的雇主展示智力的信號，而不是實際積累下來的人力資本的證明。人們為擁有這些信號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并在經濟和心理上承受了沉重的壓力。

書中建議，在科研方面，既然撥款者不可能完美地預見到各種研究的科學和社會意義，可以減少一些通過硬性指標或特定方向來決定、考核撥款項目的做法，嘗試一定的去中心化，給予研究人員更多的自主權和更長的時間段去探索他們認為有意義的題目。同時，應加大對開放數據、開源軟件等公共項目的投資。在教育領域重新開始講求質量，需要認真審視哪些學科對學生、雇主和全社會都缺少價值，從中撤出公共資金，投進更高質量的科學學科和職業培訓項目。

知識產權是最重要的無形資產制度之一，然而現在的知識產權法體系遠非完美。幾大科技公司之間幾乎任何時刻都有幾樁侵權訴訟在審。有的官司錯綜復雜，經年累月仍然沒有結果，讓人懷疑法官是否真的有能力搞清楚成百上千人參與研發的精密產品中的技術細節，并給出讓人心服口服的判決。專利流氓（patenttroll）也是讓科技界的中小企業頭疼多年的老問題。很少有評論者主張徹底廢除知識產權，不過很多人會同意，目前的專利保護過于嚴格。設立專利制度，允許專利持有人獨享若干年的收益，目的本來是為發明創新提供經濟激勵。但如今的創新必然建立在前人技術發明的基礎上，如果一項創新要用到的他人現有的專利太多，高昂的專利使用費就極易阻止這項創新落地。隨著科技進步，新產品用到的技術愈發繁雜，了解其中究竟涉及哪些專利也就愈發艱難?，F實中不少小公司是在做出產品后收到律師函，才知道自己涉嫌侵犯專利權，突然面臨巨大的經濟賠償風險。因此，可以考慮適當削弱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縮短一些技術種類的專利保護期，提高專利批準門檻，不讓昨天的創新成為明天創新的障礙。

在金融領域，無形資產難以作為抵押物獲得債務融資的問題相當棘手。幾十年來的歷史數據表明，隨著企業投資向無形資產轉型，銀行體系貸款業務的重心從工商業大幅轉向房地產。2008年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了無形資產的融資狀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人員發現，債務杠桿率較高的企業在危機之后明顯減少了無形資產投資。在不少經濟體中，經營風險較高的小微企業會以企業主本人的房產作為抵押向銀行申請貸款。在無形經濟時代，不得不依靠這種手段獲取債務融資的企業會更多。銀行可以借此避開為無形資產估值的困難，靠抵押的房產來為貸款風險兜底，但這就使一些沒有房產的潛在創業者拿不到籌資的機會。風險投資是他們的另一重希望?？捎捎陲L投項目大多會失敗，風投基金更多集中于軟件、生物、能源等少數幾個能夠出現爆炸式增長的行業，其他領域的小企業仍將面對融資難問題。兩位作者呼吁建立對股權投資更為友好的制度，建議抹平債務融資相對于權益融資的稅務優惠，讓股權同等地享受到債務利息稅前扣除的待遇，同時改革金融監管制度，允許養老金和保險公司等長期投資者將一定比例的資金分散化地投入無形資產密集行業的風險投資之中。

關于前文列舉過的種種無形資產，顯而易見的是，它們基本上只會誕生在城市里。尤其是其中最為復雜、最有價值的資產，只可能是繁榮的大都市的產物。雖然方便快捷的通訊工具早已普及，視頻會議等遠距離實時溝通方式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后也成為了白領工作中常態化的一部分，但現場交流、協作仍有其獨特的魔力，大量創意是在工作場所面對面的想法碰撞中迸發。人們聚集在城市中，還可以共享更好的基礎設施。文化等領域一些特異的無形產品，也因為其生產者和消費者能夠集中在大城市而非四散在各地，才有了生存空間。這就是經濟學中的“聚集效應”。然而在不少國家，城市的擴張遇到了制度和政治上的阻礙。在舊有的規劃決策機制下形成的“鄰避效應”，導致在城市中新建住房等設施變得十分艱難，推高了房價和生活成本，阻擋了許多人向大城市的流動，進而對無形經濟的發展構成了障礙。近年來有些政治家已經開始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著手改革城市規劃制度，調整決策層級，賦予潛在受益者更大的話語權。另一種可能破解鄰避困局的策略是更精巧地設計從受益者向受損者的補償機制，以此爭取后者的支持。

競爭監管政策是否有必要推倒重建？時下流行的一種看法是，反壟斷法已經落后于平臺經濟的發展，只有拆分平臺背后的大公司才能恢復良性競爭。但前文已經提到，大公司之間的競逐仍然火熱，準確衡量的利潤率也并非高得離譜，市場競爭活力未減。平臺優勢是無形資產的擴展性和協同效應等特性在市場競爭中自然演變的結果，體現了規模經濟，最終有利于消費者，并不意味著競爭政策出了什么致命的紕漏。應當認真對待的問題是如何保證市場的開放準入，讓新的玩家隨時可以進場攪動現有格局。這就需要監管者對新的技術和商業模式足夠寬容，避免陳腐的法條和保守的官僚體系將它們扼殺在搖籃中。

本書基于無形資產分析框架給出的這些制度建議頗有力度，不是小打小鬧。這樣的深層次改革要想成功，先是要克服來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之后還要防止引來尋租性質的游說甚至腐敗。推行改革要求政治家建立廣泛的受益者聯盟，并敢于投入寶貴的政治資本。法國2018年的“黃馬甲運動”證明，忽略政治維度，單從技術官僚思維出發，推出所謂“科學理性”的政策，可能會被政治浪潮所反噬。擺脫尋租行為則需要提高國家能力。強大的國家能力不只是關乎征稅和維持秩序，還要求行政體系能夠公平合理而又精準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務、履行監管職責。

最后，合適的制度只有搭配良性的文化方能順利運行。明文規則不可能覆蓋所有的決策場景，總有一些時候要有人來行使自由裁量權，此時不成文的規范就是防范不良決策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制度變革本身就是在文化環境中醞釀成型，社會中如果沒有最基本的信任和互惠，上面說的全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可否認，完成這一切工作的難度很大，但是向無形資產的轉型不可能也不應該逆轉。要繼續前行，為無形經濟創造更健康的未來，這些想法無疑值得認真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