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鄒衛國  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東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5樓的房間里，我們半蹲在木凳子邊上，袁江洋翻開紅色封面的《電磁通論》，手指著作者麥克斯韋自序里的一段話。

“……寫一部論著將是有用的；那部書應該以一種方法論的方式把整個課題取做它的主要對象……”

該書中此處，麥克斯韋在講他如何以及為什么寫這本書。袁江洋說，“方法論的方式”這個詞譯錯了，應該譯為“井然有序的方式”。

《電磁通論》是人類科學史上的一部名著，幾乎可與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牛頓《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相提并論。在科學革命說的視角下，這本著作的出版可視為理論物理學得以形成的重要標志，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人們可以將麥克斯韋電磁學方程的確立視為科學史上的一場革命呢？

“但麥克斯韋在這里原本就說的是綜合，不是革命。”袁江洋說，當時的科學家們并不使用革命這個詞來描述科學發展。

袁江洋認為，直到二戰爆發前，歷代科學家及早期科學史家甚少使用革命或斷裂模式談論或探討科學發展。

袁江洋是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的教授，他長期專注于科學史、科學技術哲學相關研究。不久前，他剛剛發表“寫了3年的”《論中國科學起飛》論文。“放下”科學革命理論，“放下”科學中心轉移說，是他的核心主張。

1980年上大學之后，袁江洋在武漢大學學了7年的化學，師從卓仁禧院士和張先亮教授，在高分子化學領域發表過4 篇論文，不過，在那個激情年代，在珞伽山背后東湖里，青年論壇的激情討論，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他從一個可能的化學研究者變成了一個科技史和科學技術哲學學者。

科技革命，在當代中國是一個高頻詞。至少二十年之前，就有了世界和中國“正處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一說，后來，又有了“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拂曉”一說。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特別是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熱潮涌動，更多人認為，顛覆性的新時代正在到來。

科技革命，通常被認為是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的合體。前者是觀念的巨變，后者是跟生產方式有關的技術巨變?，F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發生，已經成為諸多政策的理論依據。很多政策研究者，都以此為前提來構建其政策建議。

“科技革命”之所以被極度重視，是因為它被認為“直接影響著國家的興衰”。因此，這也被有些人引為中國實施趕超戰略的重要理論基礎。

袁江洋說，如果從社會效果的角度看，科技革命的提法確無不可，但是，科學技術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不用革命這個詞，而用科學連續發展論，也能說清楚，而且說得更清楚”；將科學革命說用作科技政策的理論基石，反而不利于構筑強盛的科學傳統，事實上，“科學家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會發生科學革命”；至于“科學中心轉移說”，尤其是“下一個科學中心是中國”，那不過是國人的良好愿望，中國科學會發展，會走向強盛，但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在未來數十年里，中國可替代美國成為下一個世界科學中心”，因此，“將科學中心轉移說用作中國科技政策決策的理論依據，也是有問題的”。

沒有預定的科學革命，并不代表中國不能實現科學起飛?？茖W技術進步是國家繁榮和文化復興的關鍵，也是人類擺脫馬爾薩斯陷阱的必由之路。袁江洋認為，作為后發國家，中國業已初步實現技術追趕和經濟起飛，實現科學起飛是當下中國最關鍵的任務。

在袁江洋的研究中，美國和日本的科學技術發展道路，向科技后發國昭示了一條實現科學起飛的現實道路。這條道路既不適于用“世界科學中心轉移現象”，也不適于用流行的“科學革命”概念及模式來描述。

袁江洋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尤其是21世紀以來，中國技術領域已經經歷了一輪爆發式成長，技術追趕期已經趨近尾聲。中國科學發展正步入科學起飛期。

袁江洋認為，沒有必要設想世界科學技術中心會在不遠的將來從美國轉移到中國來，也沒有必要設想中國將引領未知的下一場科學革命或科技革命，而應該選擇走“構筑一流科學傳統、穩步推進中國科學事業”的現實道路。構筑有利于實現中國科學起飛的經濟支撐、社會保障和科學文化氛圍。

以下為訪談摘要。

訪談

科學革命言過其實

經濟觀察報：很多人認為新的科技革命正在發生，并且正在中國發生。

袁江洋：愛因斯坦曾在一次接受采訪時指出，新聞記者的報道方式讓公眾錯誤地認為科學革命每過五分鐘就會發生一次。我個人覺得，當代沒有發生科學革命——科學基礎理論沒有任何突破，科學研究仍然處于基于100年前的科學基礎理論（注：如牛頓定律、理想氣體狀態方程、熱力學定律等）向前拓展的狀態中；技術革命如何看待，也與如何定義技術革命高度相關，若是凡有技術進步皆稱技術革命，凡有廣泛社會影響皆稱技術革命，則人們可以說技術革命每天都在發生。若認定一場由科學進步推動的技術革命正在發生，則可能言過其實。

中國科學、技術皆在過去40年中取得了重要進展，技術追趕方面進入了技術馬拉松賽的第一方陣，科學研究上還尚未實現科學起飛。

經濟觀察報：怎么理解科學革命？

袁江洋：科學革命的含義，按照柯瓦雷或庫恩所述，是指徹底打倒舊體制、構成新體制，是指連根拔掉重新構建。但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嚴格來說，科學自產生以后，就不曾被連根拔掉過。

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結論后來被改寫了，但他揭示的問題和研究方法，從來就不曾泯滅。愛因斯坦相對論也沒把牛頓力學廢除，他的理論之所以是對的，是因為它能夠以某種方式把牛頓理論包容進來，所以，并不能說牛頓完全錯了，愛因斯坦才是對的。

科學的這種真理性是經過大量的事實驗證過的。經過大量經驗檢驗的理論，一定蘊含著充足的真理性，而這種真理性在后繼理論中必須被包容或升華，而不可能被徹底廢除。

范式轉換的神話

經濟觀察報：關于科學革命，大家會提到庫恩，尤其是他提出的科學范式轉換。

袁江洋：庫恩把柯瓦雷提出的思想史型的科學革命概念哲學化，認為科學革命不只發生過一次，而是間歇式的爆發，每當科學革命發生，科學范式發生轉換，且前后范式不可通約（注：“不可通約”是庫恩從數學中借來的概念，不同范式之間，對應的是不同的觀念世界，相互之間無法比較）。但是庫恩自己寫科技史著作，卻沒有一本書是按照這個理論來書寫的。

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是一部史學理論著作，意在以綱要形式說明科學革命的發生進程及機制，書中涉及的兩個標準的科學革命案例是哥白尼天文學革命和拉瓦錫化學革命。

但是，哥白尼的計算方法還是用的本輪-均輪體系，這種以地動說替代日動說的“天文學革命”并不是他所說的科學思想的革命，而是從事后效應上認定的革命——它直接觸動了中世紀基督教神學世界圖景和價值觀。

至于拉瓦錫化學革命，現在的研究表明，與其說是思想革命，倒不如說基于化學實驗進步的一場綜合，而且，從化學角度看，說氧化說替代燃素說，無異于是說氧化替代還原，這不過是以偏代偏。

16、17世紀科學革命一說，一戰后就有一些人提出，未經嚴格定義，也未產生強烈影響。真正產生影響的科學革命概念是柯瓦雷提出的，柯瓦雷是當時最頂尖的科學史家，更是哲學家。他說，在16、17世紀歐洲爆發了一場科學革命，這場科學革命的特征是思想革命，它推翻前此前的科學知識體系，其直接果實就是近代科學。

柯瓦雷將科學革命根本的智力特征歸結為兩個：一個是“空間的幾何化”，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是“自然的數學化”；另一個是“思想實驗的運用”。

從數學角度看自然，或者看自然的本質，他把柏拉圖的理念論再次“翻”了出來。柏拉圖說，理念世界是腳下世界的本源，腳下的這個現實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一個虛幻的復制品。理念世界是數學的、完美的、精確的、永恒的、實在的，人類生活于其中的、在時間中不斷流逝的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一個不精確的臨摹品。

譬如我們的這張桌子，它看起來是長方形的，但這個長方形跟數學上的長方形相差甚遠，這就是柏拉圖的理念論說明。亞里士多德的實在論是倒過來的，這張桌子就是真的、實在的，而人心的桌子概念遠不如這張桌子實在。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在本體論上是相互顛倒的。拉斐爾《雅典學園》這幅畫作恰到好處地展現了兩者立場上的差異，柏拉圖手指朝上，亞里士多德是五指張開按向大地。一個關注上天，一個關注大地。

柏拉圖說世界是數學的，這對科學發展確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能否認，人類要精確地了解自然和生活，就須對之進行數學化處理。但是，世界本身是不是數學的，數學世界是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原型，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上升到本體論層面來探討的話，牛頓絕不會同意數學實在論?？梢栽O想的是，一個基督徒，他相信他生活在一個神創的世界里，圣經是神的語言，自然也是神的語言，是神的創造，在他眼中，具有神圣性的自然，怎么可能是虛幻的？不可能！

所以，說柏拉圖數學實在論于16、17世紀回歸，近乎臆測，況且空間在希臘人手中就已經幾何化了。在阿基米德那里，就已經有自然的數學化了，更重要的是，他還做實驗。

柯瓦雷還說，科學革命的另外一個根本的特征是思想實驗，說近代科學不是做實驗做出來的，而是想出來的。

愛因斯坦構建相對論時的確設想過一個很典型的思想實驗，即“升降機實驗”，其間沒有任何關系是偶然的。這是一個嚴密的邏輯推理過程，是在人的大腦中以做實驗的方式來想象的一個過程，因之稱思想實驗。

“思想實驗”不是實驗，它是兩個詞組成的一個詞，不能被切開，換言之，“思想”不能用括號括起來。思想是本質，實驗只不過是方式。思想實驗是嚴密的邏輯推理過程或數學推理過程，其間沒有偶然性。實驗，就我所知，其結果絕非實驗者能夠完全預知，正因為此，才要做實驗看一看。實驗者對結果有預估，但最后結果卻有可能跟預估有重大差異。

柯瓦雷的思想實驗說是說，科學革命是思想革命，革命首先爆發于思想中，一下子想通了就一通百通，想不通就不通；至于經驗研究，柯瓦雷持蔑視態度。他認為伽利略落體定律是由思想實驗得到的?，F在我們知道，這完全與事實相反。伽利略是通過斜面實驗得到落體定理：無論任何一個角度，在斜面上，一個球往下滾，它滾動的距離與滾動時間的平方成正比，而且不同角度的實驗都滿足這個關系。其間的確存在一個推理，但從斜面實驗到落體定律，伽利略用的是歸納推理而非思想實驗?？梢哉f，伽利略的落體定律就是做實驗做出來的。

美國科學史家格拉特否定了柯瓦雷關于伽利略以思想實驗得出落體定律的論斷，他用伽利略斜面實驗記錄證明，落體定理就是實驗做出來的，晚年的柯瓦雷也承認了這個錯誤，后悔自己曾那樣武斷地斷言伽利略靠思想實驗得到落體定律。

柯瓦雷認為伽利略是科學革命的英雄，認為他發動了一場科學革命，把柏拉圖的數學實在論迎回來了，把人類智力發揮到極限，這是他的科學革命的概念。庫恩進一步認為，科學革命不光是發生在16、17世紀，也發生在其他時段，不光發生于物理學領域，也發生于其他學科中；他也相信科學革命是思想革命，然后進一步說革命的機制類于心理學上的格式塔轉換。然而，如是理解真實的科研進程，是十分荒謬的。

中國近幾十年來常常提科技革命，與柯瓦雷的概念有一定關聯，但在更深的意義上，科技革命一詞是從前蘇聯借用過來的。按照馬克思主義傳統，科學是最富革命性的力量，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因此，改革開放時代起，中國的理論家就提出“科學是第一生產力”。

中國老一輩學者提科技革命概念，是用來替換政治革命概念的。當時中國強調科技革命，全面轉向經濟建設，發展科技，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我認為這是一個輝煌的進步。不過，科技革命并不是從思想革命這個角度來定義的，而是從社會效應這個角度來界說的。將科技革命說與西方科學革命理論雜合在一起，指望中國領先發動一場科技革命并據之設定科技政策，是不現實的，是異想天開。

現在根據社會效果來定義科技革命，只要一個技術發明出來，產生了強大的社會效果，就叫革命。這種未加嚴格定義的通俗用法，在當代中國十分流行，本來是可有可無之事，但若將想象中的科技革命當作科技政策的基礎，則不再是可有可無之事了。

科學革命說的興起

經濟觀察報：那么對于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其實是持一個否定的觀點。

袁江洋：我認為要超越這個理論。

首先，它不符合歷史，解釋不了歷史，庫恩自己都不用這個理論來解釋科學史。他寫黑體輻射史，就沒有講范式轉換，講哪個范式被哪個范式擊敗。

現在量子力學理論仍然存有5種解釋，哥本哈根解釋只是一種占據主導地位的解釋，說哥本哈根解釋是量子力學研究的范式，與事實不符。

其次，庫恩所謂科學共同體在可以找到的實例中都不過是二三十人的小群體，遠遠談不上真正的科學共同體，整個物理學或者整個一個門學科里面的科學家應該成千上萬，并不能說他們都遵循某個特定的范式。

庫恩的“范式——科學共同體”描述方式及相關話語，并非體現著歷史與哲學的結合，而是體現著哲學與社會學的結合。

我認為，歷史學家的使命是穿越歷史，不是回到歷史、探明真相。很多的歷史書都說，歷史家要把真相告訴世人，但實際上，歷史認知系統充其量是絕大部分處于暗黑之中的灰箱，以致在總體上可以說，歷史沒有完整的真相，或者說，歷史家永遠找不到全部或大部真相。我們歷史學家的使命就在于“為歷史賦形”，在此賦形進程中，歷史學家要把所有的史料都盡可能地解釋掉，更要將歷史學家的良心傾注于其中，指示歷史的走向。

歷史必須是對今天、未來是有作用的，這樣的歷史才有價值。即使是蘭克的實證史學，也將蘭克式的價值編織于看似與今天和未來無關的編史線索之中。

經濟觀察報：那怎么理解科學革命理論的出現和廣泛傳播？

袁江洋：19世紀結束時，科學家們很少使用科學革命這類概念，而是一直用連續發展來描述科學進步。20世紀以后，特別是一戰、二戰期間及以后，科學革命學說突如其來地在美國誕生并迅速得到認可。

歐洲大陸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走下神壇。德國、法國、英國的脊梁骨都斷了：作斷了、被錘斷了、被拖斷了，只有美國大獲全勝，付出代價最少，得到的利益最大，是真正的勝利者。

戰后歐洲四處哀鳴，而在美國，科學主義卻進一步上揚。美國接過日耳曼人的精神旗幟，要重整科學精神、重整歐洲精神、重整日耳曼精神，這就是科學革命學說在當時興起的背景。

一戰以后，斯賓格勒寫了The Declining of the West（《西方的沒落》，注：簡言之，此書認為各類文化都有生命周期，西方已經度過文化的創造階段，進入反省和物質享受的階段，并最終將和不可避免走向沒落）。

然后在1959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麥克尼爾，全球史研究和教學的奠基者，卻寫下了The Rise of the West（《西方的興起》）。

在《西方的沒落》與《西方的興起》之間隔了40年。前者體現著是一戰之后的歐洲心態，The Rise of the West卻是美國的勝利宣言，它要重整歐洲精神，要把歐洲帶起來，要繼承歐洲傳統并成為正宗。

技術革命問題

經濟觀察報：從科學本身進展看，沒有發生革命，但技術本身有一些變化，它可能導致社會劇烈的變化。從經濟史看，存在著類似于庫恩科學革命概念的工業革命解釋。

袁江洋：如果僅僅從社會后果上解說并使用科學革命，不必去較真，但若是這種后驗的說法被先驗地加以運用，則會出問題。

工業革命這個概念也是后驗的，1760年代英國工業革命發生之時，當時的哲學家、科學家和工業家都不曾意識到，他們正處于一場工業革命的進程之中。19世紀有人提過工業革命，但遲至老湯因比《工業革命講演錄》出版，工業革命的概念才最終成型。因此，“工業革命”也并非把一切拔掉重新開始的進程。把舊體系全部摧毀，構建一個全新的體系，如果這么定義革命，那么，沒有技術革命，也沒有工業革命。

基于社會效益界說的工業革命概念，跟我主張的科學連續發展論在產生社會效應這一點上沒有本質區別?？茖W技術進步，無論是連續的，還是革命式的，都會產生社會效益，都會推動人類社會發展。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也是從科學技術的社會效益角度出發的，這與說科學革命是思想革命有著重要區別。

為什么科學革命說不能作為科技政策的理論基礎？因為科學革命不可預知?？茖W革命什么時候到來，科學家自己都不知道，最頂尖的科學家都不知道。我們難以預先構想出一場將要發生的科學革命，并且將它化為現實。

經濟觀察報：經濟學講了一個大約為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有一些人相信，技術革命的周期和這樣的周期密切相關。

袁江洋：這個理論所假定的“科學原理——技術原理——應用技術”之間的互動作用是難以否認的，事實上，現在全球通行的“基礎科學——應用研究——開發研究”劃分及相關的R&D資助模式與之并無矛盾，但是，將60年的周期當作是一項經濟學規律來看待，可能是成問題的。拋開了科學，直接將技術革命視為這一周期運行的底層邏輯，則更不可取。

歷來就有技術自主論者強調技術獨立于科學，至少在1860年以前是這樣。但是，科學史家也提出了與技術自主論相反的論題，即科學滲透論，譬如，18世紀初期歐洲采用牛奶漂白，其背后的科學原理是燃素說，后來，氧化說出現，漂白劑則改用次氯酸鈉，因此，并不能認為1860年以前技術發展與科學無關。在長時段的歷史研究中，可更清楚地看到科學、技術與開發之間的關系。

東西方社會發生大分流，西方先于東方第一次走出馬爾薩斯陷阱，是因為西方從13世紀起開始發展科學和教育。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一項由Jakob B. Madsen 和 Fabrice Murtin于2017年發表的內生經濟學史研究表明，從13世紀年到2000年，英國人均GDP持續上升，決定著這種持續經濟成長過程的關鍵因素并不是社會制度的演變，而是科學和教育的持續發展。在將近800年的時段里，英國人均GDP并沒有隨著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更迭而發生同步變化，即使是政治革命的到來，也沒有打斷其穩步上升的節奏。（注：相關論文為British economic growth since 1270: the role of education）

我的觀點是，擁有技術，則擁有現在；擁有科學，才能擁有未來。

當代中國迫切需要發展科學，不光是要發展技術。中國技術已經在國際技術馬拉松競賽中跑進了第一集團，在此情形下，要繼續增加耐力的話，就必須以強盛的科學為底蘊，而中國科學至今仍然談不上強盛。

科學中心轉移說的謬誤

經濟觀察報：科學中心轉移論，有很多人認可。一個解釋是歷史路徑依賴，先發者會排斥新興的東西。很多人認為，科技中心在轉移，我們中國有機遇，并且要抓住這個機遇實現超越。

袁江洋：凡是用投票決定的，就不是科學，科學從來不投票?？茖W真理在其被揭示之初往往只在掌握在極少數最杰出的科學家手里，他們完成其科學發現之后，科學界最終都會予以承認。譬如，聯合國就某決議召集100位科學家進行投票，宣布90人同意，還有10人反對，這不叫科學。

我在2003年就發表過《科學中心轉移規律再檢視》一文，質疑科學中心轉移說?？偟恼f來，我個人認為，科學中心轉移論不能成立，更不能設想世界科學中心將在近幾十年內從美國轉到中國。

首先，以國家為單位的科學計量模式本身存在問題。在全球承認科技-教育興國原則的條件下，經濟實力不足、人口不足的國家根本不可能參與世界科學中心的角逐。

其次，歷史上經常出現多中心并存的情形：湯淺光朝以一國重大科學成就占全球重大科學成就的25%為判據判定科學中心國，但是，在德國居于中心國地位時，德國占25%，英國占22%，事實上，英國自17世紀以后，其重大科學成就份額始終在20%以上。數值就差三兩個點，就說科學中心轉移了？若加上技術，英國自17世紀到1900年，英國所占重大科技成就份額始終在25%以上。

第三，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一個國家在全球重大科學技術成就中所占的份額是60%左右，將科學、技術分開統計，情形亦復如此。也就是說，將英國、法國、德國、中國、俄羅斯加在一塊，它們的重大科技成就份額也遠不如美國一國。設想美國的重大科技成就份額從60%迅速下降至湯淺科學中心指標即25%以下，與此同時，中國所占份額超過美國并超過25%，只能說，這也太敢想了，真的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按照科學中心轉移論的80年周期來看，美國的科學興隆期已超過100年，并且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美國科學技術正在走向衰落。

先發者排斥新思想之說不值一駁。

從長時段全球史角度來看，人類科學發展至少需要滿足以下兩條重要條件：

第一條，在價值論上承認真理，并且將探索真理確立為至上的事業。不認同求真的價值，一個國家、社會或民族就不會將大量的財力和智力投向科學和教育。

第二條，只有強盛的國家、社會或民族，才有實力將大量財力和智力投向科學和教育。

因此，我們最重要的使命是促進中國構建一個強盛的科學傳統。一個擁有強盛科學傳統的國家，一定是其科學和教育獲得了充分制度化發展的國家，一定是能夠站立在人類智力事業的巔峰不斷完成科學技術創新的國家。

過去相當長的歷史上，中國的君王和士人相信“天不變、道亦不變”，相信“修齊治平”，甚至相信“半部論語治天下”。每當新朝建立，必修前朝歷史，必檢視前朝興亡之因，或歸咎于宦官誤國，或歸咎于外戚專權，或歸咎于權臣當道，卻沒有意識到，王朝興衰的背后是馬爾薩斯陷阱在起作用，沒有注意到，歷代新朝無不建立于人口曲線的低點上。凡新朝建立，皆路不拾遺、天下安寧；凡王朝末期，皆哀鴻遍野、天下大亂。中國士人沒有真正地“發現自然”，也沒有覺得探索自然是崇高的事業，他們的智力大多被約束在四書五經之上。

要擺脫這種未經啟蒙的不自由狀態，就需要承認真理的價值、承認由真鑒善的科學價值論，大力發展科學和教育，大力提升社會理智。

發展科學現在已經迫在眉睫。中國已初步完成了技術追趕，已然面臨著科學起飛問題，未來20-30年是中國科學發展的關鍵時期。

科學后發國的追趕道路

經濟觀察報：你在最近的論文里總結了美國、日本科學起飛的經驗。就是先是技術追趕，然后有科學起飛。里面有一個問題，如果說科學是連續的，為什么作為科學的后發國家能夠超越原發的歐洲。

袁江洋：當我說科學是連續的時，我是指人類科學是連續的，而不是特指哪一個國家而言的。對于國家而言，發展科學，需要很多嚴苛的條件：首先要有對科學價值的認同，我個人主張應該確立“由真鑒善”的價值論主張，動輒以求善的理由給求真施加各種限制，就如同中世紀歐洲動輒以宗教理由迫害自然哲學家一樣；其次，要發展科學，還要有強大的經濟，因為科學研究需要大量投入，看似在燒錢，而且產出難以提前預定。還有，科學需要良好的制度環境與社會文化環境。

科學走上制度化發展道路以后，也是很難被摧毀的。近代以降300年中，英國的科技長期穩定發展，一直處于世界第一集團的最前列，原因是英國是歐洲率先開啟并順利走上科學制度化發展道路的國家。

科學的制度化為科學知識以及人才的代際遺傳提供了根本保障。在現代條件下，一旦開啟并完成科學制度化，幾乎不可能再回過頭來開倒車、放棄科學，所以說科學中心轉移說并不是鐵律。所以，我在20年前的文章中建議說，不要寄希望科學中心在短時間里從美國轉到中國來。

科學制度化的核心就在于構筑強大的、可持續的科學傳統。這個世紀之初，日本政府曾宣布要在未來50年內拿30個諾貝爾獎，以此作為日本發展科學的中長期目標。當代中國在追求實現科學起飛之目標時沒有必要這樣做。對于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構建一個強盛的科學傳統，一個最強大的科學智力庫，如若它未來有一天發展得比美國科學傳統還強盛，那以后中國以后還是有可能在科學上超過美國的，但這遠不是近期能夠實現的目標。

經濟觀察報：我看到你特別注重的一個概念叫譜系，怎么理解。你提到一些關鍵的人，比如說標志美國科學傳統興起的一個化學家亞當斯。

袁江洋：我說的譜系是指科學思想譜系，是在時間中展開的“大寫的人”，區別于社會學家們所說的科學共同體，后者是在空間中展開的“大寫的人”——他們之間存有共時關系，能夠以某種方式圍繞共同關心的科技問題，或者如庫恩所言，在共同的范式下展開研究。

科學思想譜系是與科學傳統成對出現的概念，正如庫恩的科學共同體概念與范式概念成對出現一樣?？茖W思想譜系概念完全不同于?？碌闹R考古學譜系概念，前者強調思想內核的一致性與連續性，后者強調相似的名稱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蘊含，強調斷裂。

我先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科學思想譜系。在考察經驗探索方法的發生發展歷程時，我們可以看到，從亞里士多德、阿基米德，到阿拉伯的海什木，到中世紀后期的羅·培根、奧卡姆，再到近代的弗·培根、伽利略、波義耳、牛頓，再到后來的孔迪亞克、穆勒等哲學家，乃至20世紀的經驗主義科學家和哲學家（如馬赫、石里克），所有這些科學家或哲學家，都或多或少貢獻于經驗探索方法和模式的開拓、充實和澄清。所有這些人，構成了一個歷時兩千多年的思想譜系，因為他們彼此之間均存在著思想上的關聯。

應用科學思想譜系——科學傳統成對概念，我和我的學生們曾研究過亞當斯化學譜系，我們的一個直接目的在于弄清一流化學傳統在美國何時崛起。我曾為中國科協設計一個滾動研究項目，題為“中國當代科學家學術譜系研究”，并且承接了化學家學術譜系研究課題。我們發現，亞當斯共培養近200名博士，其中還有7位中國學生，包括袁瀚青、邢其毅等在內。亞當斯長期擔任伊利諾伊大學化學系主任，他致力于有機化學和藥物化學研究，并在化學與化工之間搭起橋梁，為化工界輸送大量人才，他還在戰時從事科學政策工作，協助范尼瓦爾·布什制定美國化學化工發展戰略。最重要的是，他拿到哈佛博士后曾到德國鍍金，但他的弟子已無需鍍金，其中有人諾貝爾獎金得主，有人發明尼龍，還有人為美國高分子化學發展奠基。所以，我們提出“亞當斯時刻”概念，以此指示一個國家的科學或某一學科全面崛起的時刻。

經濟觀察報：科學起飛，其實就是讓這個時刻出現。

袁江洋：我們只能觀察什么時候出現這樣的強盛的學術譜系，但中國目前的情況是，學術譜系甚多，但擁有世界一流研究傳統的學術譜系卻甚少。

經濟觀察報：我們現在有院士。

袁江洋：但是幾乎沒有以中國人的名字命名的定律。

科學、自由和倫理

經濟觀察報：所以你是完全否定了科技革命，對吧？

袁江洋：從社會效益上或從后果上論說科技革命，是一種流行做法，它被用得如此之多，我個人無權也無意否定這種用法。但是，非要把這個概念拿來用做科技政策的理論依據，那我作為一個學者，就有必要站出來說不。國家大量資源要投入進去，不宜以某種預設的科技革命為目標。

我認為，要達到促進中國科學起飛的目的，關鍵在于構建強盛科學傳統。構建這種科學傳統，一定不能讓其他的東西干預太多，一定要按科學文化的規則來。

經濟觀察報：這個科學傳統，具體是什么？

袁江洋：首先它是科學價值判斷，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應該堅持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明辨即美德”的價值論主張。牛頓也曾說，他希望，隨著自然哲學由于經驗探索方法的奠基而臻于完善，道德哲學也被發揚光大，而不是倒過來的用道德哲學來牽引自然哲學。我個人將這種科學價值論信念概括為“由真鑒善”。在我看來，泰勒斯首先是一位自然論者，希臘哲學始于并建基于自然論，蘇格拉底強調道德哲學，但是仍然主張“知識即美德”，亞里士多德重審這一論題，不僅將在蘇格拉底那里被遺忘或無暇顧及的自然哲學重新納入其整體思想體系，還將這一論題修正為“明辨即美德”，意為要用理性來判斷真假、是非、善惡，拒絕盲從。

關于科學與自由之關聯，一說自由是科學之基，我認為，科學乃自由之路，只有科學才能讓人類擺脫馬爾薩斯陷阱，由此通向真正的自由。

經濟觀察報：那科學跟科技倫理是什么關系？

袁江洋：科技倫理話題在中國為什么突然變得那么火，因為美國和西方在大講科技倫理，中國要與之接軌。但是，西方在率先開啟現代化、開啟殖民時代并構建一個個有形或無形帝國的進程中，在走向世界權力頂峰的進程中，根本沒管過全人類意義上的倫理。

在西方的自由主義傳統下，盧梭說過，科學并不能敦風化俗，不能幫助人類提高道德。湯因比甚至說過，人類在科學領域往前邁進一千英里，還不如在道德領域向前邁進一英寸。但是，西方的政治家們從來不相信“明辨即美德”，他們相信“知識即權力”。近代以降，凡歐美帝國無不奉行對內民主、對外霸權的策略。

從未來的眼光看，地球并非人類永恒的家園，或許2億年或許更長時間后，太陽核聚變進程完成到一定程度，周邊人類宜居半徑終會彌漫開來，地球會變得不再適宜人類居住和生存，屆時人類能夠靠什么逃脫終結？答案不外是科學。碳基生命太脆弱！現在可以設想的是，人類若不愿毀滅，就只能將人類意識凝聚在鋼鐵構架之中，這樣人類生命可能延續到宇宙其他地方，如找到合適地方，還可以重新恢復碳基生命。這類科學幻想涉及到科學與道德的關系問題。生命形式不同，生命倫理亦必然變化?？梢?，一味地將道德強加在自然真理之上，未必是正當的。無視科學之真的絕對的善不過是空中樓閣。

總之，必須區分一下，哪些是美國說過但拒絕做的事，如制定京都協議書，哪些是美國說了并且做了的事，如發展科學技術。

科技突破的機會

經濟觀察報：回到當下，目前，美國似乎在阻礙與中國科技各層次的交流。歷史上，先進國家對后進國家的技術封鎖，曾經發生過。在這種存在某種隔絕、競爭的環境下，從科技史的角度看，科技突破的機會在什么地方。

袁江洋：我贊同薩頓的觀點：創建科學，無論是古代形式的，還是現代形式的，均不是單一文明所能完成的事項。我個人以人類思想成就和物質成就的匯聚、整合與創新，解釋科學的發生，解釋科學思想的跨文明傳播、接受與重建進程。

希臘、阿拉伯、基督教徒西方社會分別主導了歷史上的三次“匯聚、整合與創新”，而科學思想的發展主線是亞里士多德知識范型，柏拉圖知識范型只能說是圍繞亞里士多德知識范型旋轉的副線。

羅馬文明并沒有傳承亞里士多德知識范型，故而羅馬人并不注重科學與哲學。就細節而言，羅馬人接受柏拉圖學園七藝模式，但沒有機會接受亞里士多德。

阿拉伯人有幸接受了亞里士多德知識范型，但因內憂外患，科學理性精神在伊斯蘭文化圈高開低走，雖然推進了科學發展，但未實現全面突破。

基督教西方社會通過南意大利、西班牙兩條通道，獲取了阿拉伯文化的知識成就與方法，于13世紀構建經院哲學，用亞里士多德主義替代了羅馬時代的柏拉圖主義。又兩個世紀后，現代科學興起。

中國迄今尚未站上全球文明思想成就匯聚的高峰，尚舍不得放下老祖宗牌位，談何匯聚！在思想方法上，科學思維常常讓位于傳統文化的思維模式，談何整合與創新！

因此，中國須始終堅持開放。

須發展科學。這里指真正的基礎研究。

須訴諸于長時段的努力和期待。